古代房中术

　　整个封建社会，就是一个建立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上的社会，统治者通过上贵下贱的重重等级来维持其统治，人与人之间讲等级，缔结婚姻讲究门阀，在魏晋南北朝时达到了一个高峰。这种状况，到了唐代仍有很大影响。

　　区分等级，首先是区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，所谓“良贱不婚”是一条十分重要的原则。关于这一原则，在汉时还不是十分严格，后妃们出身“卑贱”的是不少的。到了魏晋南北朝，在这方面逐渐严格了起来，凡皇族贵普及士民之家而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者加罪，魏昭成帝有个后裔，因为曾为家僮取民女为妇，又以良人为妾，而坐免官爵，可见掌握相当严格。

　　到了唐代，在这方面虽然略有开明，以太常乐人婚姻绝于士籍而认为非宜，使其婚同百姓；然而对于杂户等则限制其当色为婚，规定凡官户奴婢，男女成人，先以本色配偶。如果违反了这个原则，就要予以严惩。《唐律》规定：“诸与奴娶良人为妻者，徒一年半，女家减一等离之，其奴自取者亦如之。……即妄以奴颇为良人，而与良人为夫妻者，徒二年，各还正之。诸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，违者杖一百，官户娶良人女者亦如之，良人娶官户女者，加二等。即奴婢私嫁女与良人为妻妾者，准盗论；知情娶者与同律，各还正之。”

　　在唐代，如上一节所述，妻、媵、妾、婢在法律上都有严格的等级区别，这是因为，她们的来源不同，所代表的阶级、阶层不同，而这些等级是不可逾越的。从唐律上看，妾的身份等同于半贱民，因为从“以妾及客女为妻……徒一年半”的律文，以妾与客女同论，而客女只是高于婢的半贱民，所以妾的身份也大致如此。

　　即使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，也要讲究门第的高下。当时有所谓“五大姓”，称海内第一高门，这就是崔（清河、博陵）、卢（范阳）、李（赵郡、陇西）、郑（荥阳）、王（太原）。这五大姓互通婚姻，外人难以高攀，因此，当时的人以娶五姓女为最大的荣耀，因为借婚姻关系可以得到政治上或经济上的许多利益。当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，也出现一些富户，钱虽多但门第不高，政治地位不高，于是千方百计地以钱铺路，厚置嫁妆，企图与高门望族联姻。至于一些权贵之家，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，也争求士族婚姻。受这种观念的影响，有些女子本身也十分看重门第，士族女子以下嫁庶族为耻。例如权臣吉懋以势逼娶士族崔敬之女，崔女躺在床上不肯上车，最后崔敬的小女儿抱着舍身救父的念头替姐嫁到了吉家。#p#副标题#e#

　　这样，当然引起不少社会矛盾。以后，甚至在同一姓的高门望族内部，又分某房某眷，高下悬隔，这更加剧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。对于统治者来说，统治与被统治的界限不可逾越，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必须缓解，否则，会危及这个阶级的统治地位。因此，唐太宗时曾有诏谓：“新官之辈，丰富之家，竞慕世族，结为婚姻，多纳财贿，有如贩鬻。或贬娼家门，辱于姻娅；或矜其旧族，行无礼于舅姑。自今以往，宜悉禁之。”唐太宗是一个比较英明的封建皇帝，他是看到一些问题的，他命修氏族志，例降一等，王妃主婿，皆取勋臣家，不议山东之旧族。但是，这些措施的贯彻执行遇到很大困难，当朝的大臣如魏征、房玄龄、李勣等还是乐意和一些山东的旧族议婚，所以旧望不能减。到了高宗时，又诏一些高门望族，不得自为婚姻；又规定了天下嫁女受财之数，不得受陪门财。但是，这股风气还是很难扭转过来。一些高门望族虽然不敢公开地自为婚，但仍悄悄地进行，把女儿暗送夫家；有些高门望族之女宁可老不嫁，也不愿和异姓为婚。有些破落世族，利用这种风气自称禁婚家，益增厚价。

　　由于存在这种风气，娼家女儿门第既低，又乏资财，往往难嫁了。白居易写过一首《娼家女》的诗，描述当时的婚姻心理，相当透辟。诗云：

　　天下无正声，悦耳即为娱；

　　人间无正色，悦目即为姝。

　　颜色非相远，贫富则有殊；

　　贫为时所弃，富为时所趋。

　　红楼富家女，金缕绣罗襦；

　　见人不敛手，娇痴二八初；

　　母兄未开口，言嫁不须臾。

　　绿窗娼家女，寂寞二十余，

　　荆钗不值钱，衣上无真珠；

　　几回人欲聘，临日又踟蹰。

　　主人会良媒，置酒满玉壶，

　　四座且勿饮，听我歌两途。

　　富家女易嫁，嫁早轻其夫；

　　娼家女难嫁，嫁晚孝其姑。

　　闻君欲娶妇，娶妇意何如？#p#副标题#e#

　　秦韬玉的《婢女》云：“蓬门未识绮罗香，拟托良媒益自伤。……苦恨年年压金线，为他人作嫁衣裳。”也是咏叹婢女难嫁的诗句。李商隐则把婢女嫁人比作如孕妇走路、新妇见客那样困难。

　　由于父母为女择婿往往考虑门第和钱财，也造成了不少老夫少妻现象。例如进士宇文翃攀附权势竟将国色之女许配给年过60的窦璠。崔元综58岁，娶妻19岁。陈峤年近80，还强娶儒家少女。对这种婚姻，女子当然不愿意，婚后生活也不可能幸福。有位崔氏女年轻又有才学，嫁给了一个老年校书郎卢某，婚后郁郁不乐。丈夫叫她写诗，她便咏道：“不怨卢郎年纪大，不怨卢郎官职卑。自恨妾身生较晚，不见卢郎少年时。”哀怨不满又无可奈何、委婉曲折，加上自我解嘲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。

　　当然，传统的“郎才女貌”的婚嫁要求在唐代社会也还有相当影响。唐代崇尚文学，科举制又发达，文士不仅名声好听，而且以文取仕比较容易，所以也有些人家择婿颇重文才。例如扬州军将雍某家资丰厚，却钦慕士流，将女儿嫁给有才而无财的崔涯，并时常接济他们。至于挑选女子的要求，原则上说，娶妇重德不重色，但唐代世风不尚礼法而尚风流，所以男子普遍看重美色，名士才子尤其如此。如诗人崔颢前后四五娶，只求美色。才子张又新声称：“唯得美妾，平生足矣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