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房中术

　　纳妾不仅是豪门权贵的事，在社会上也比较普遍，有些小家小户也有一起一起。此外，还有蓄养外室（称为“外妇”、“别宅妇”）的风气，也就是不居于主家的妾，唐玄宗时曾多次下诏禁止置“别宅妇”，并将官员们的“别宅妇”没入宫中作为惩戒，可见风气之盛。此外，唐朝又盛行妓乐，贵族富户家中大多蓄养歌舞家妓，也称作“女乐”、“歌舞人”、“音声人”等，供主人娱乐玩赏。白居易“莫养瘦马驹，莫教小妓女”的诗句，其实说的正是这种家妓。王公贵族之家姬妾、家妓常有数百人之多。对此，在本章第五节将详细阐述。

　　在姬妾中，身份最高的是媵。按古义说，媵是从嫁之意，后代常将媵、妾合称，并无十分严格的界限。在唐代，从法律、制度上说，媵、妾是有一定区别的。媵是正弃之外名分较高的侧室，但这种名分只限于王公贵族中。唐制规定：亲王等可以有媵十人，二品官媵八人，三品及国公媵六人，四品媵四人，五品媵三人。这些媵各有品级、名位，此外就都算作妾了。媵与妾在法律上量刑也有等级分别。一般人家没有媵的名位，正弃之外就是妾。妾在唐朝也称作“下妻”、“小妾”、“侧室”等。

　　媵、妾与主人都有配偶名分，但不是正式婚配，“普通买卖”，与娶妻“等数相悬”，不可同论。唐人多称买妾而不称娶妻，家中有妾而无妻则仍称未婚，从这些习惯中可以看出妾和主人并没有正式的婚姻关系。唐律严格规定不准以妾为妻，在实际生活中，以妾为妻也是要受谴责的。杜佑家是名门大族，他一生名声都不错，唯独晚年以妾为妻，受到士林指责。法律也严禁以妾为妻，因为“妾乃贱流”，妾原则上须以良人为之。

　　至于常和妾合称为“姬妾”、“妓妾”中的姬侍、家妓等，她们没有配偶的名分，比妾的地位还要低，与婢同类，只是她们一般不从事家务劳动，而是做主人的内宠和歌舞人而已，同时，当然有义务供主人发泄性欲。

　　有名分的妾和无名分的姬侍、家妓在日常生活中的礼节、待遇也是不同的。例如，柳公绰曾纳一女子，同僚们和他开玩笑，要这个女子出来让大家看看，柳说：“士有一起一起，以主中馈，备洒扫。公绰买妾，非妓也。”这说明，妾是主人的配偶，不能随意让人观赏；而家妓之辈不仅是主人的玩物，也可供客人娱乐，如侍酒，甚至在主人支使下供客人作枕席之欢，这种事在唐人记载中很多。如白居易在裴侍中府中夜宴，就有“九烛台前十二妾，主人留醉任欢娱”之句。#p#副标题#e#

　　这些姬妾，大多出身卑微，由买卖、赠送、转让而来，有的甚至是被强夺来的。例如，宁王李宪家有宠妓数十人，又看中了邻近卖饼人的妻子，硬给卖饼人塞了点钱，把他的妻子强夺进府。一年以后，宁王问她：还记得饼师否？她默然不语。宁王召见饼师，让他们夫妻相见，当时座上客人无不为之凄然，宁王命文士们赋诗吟咏此事，随后就让她与丈夫回家了。这件事还被后人传为佳话，其实，可能宁王把饼师之妻玩厌了，在这种情况下发了点“善心”而已。有些事就更惨了，例如庐江王李瑷看中了商人之妻亭亭，竟然杀害其夫，把她纳为姬妾。

　　这些女人进入豪门后，生活一般是比较优裕甚至奢侈的，但是，她们永远是贱民，即使生了儿子，也不被当作家庭正式成员看待，正如元稹为妾所写的墓志铭中所云：她们在家中“闺衽不得专妒于其夫，使令不得专命于其下”，又“不得以尊卑长幼之序加于人”。她们还常被主人的正妻妒忌，安危不保。例如李训有一起，娶妻以后已把她转卖出去，换了好几个主人，但李妻得病后，无端地怀疑是妾厌祷所致，把她抓回来毒打，这个其实在不堪忍受，最后投井而死。还有，严挺之宠爱一个叫玄英的妾，正室裴氏及儿子严武很妒忌，严武趁玄英熟睡时，用铁锤击碎其头，严挺之还对儿子的“勇气”赞叹不已。这一类姬妾被主人任意残害的事并不少见。唐代还有主人死前硬要爱妾殉葬的事。

　　她们是主人的财物，当然会被任意买卖、转让或被更有权势者夺走，完全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。唐诗中有不少专咏“爱妾换马”的诗，还认为这是豪侠之举。传奇《韦鲍二生传》中说的就是唐文宗开成年间，鲍生在途中用歌姬换得一匹好马的故事，在时人眼中，女人与畜相等，爱妾与良马同价。贯休的《轻薄篇》诗还说到少年赌徒“一掷赌却如花妾”，姬妾又成了赌注。#p#副标题#e#

　　至于主人将姬妾赠送友人的事更是史不绝书了。有些人的姬妾往往被有权势者所夺，如韩翊的爱妾柳氏本来是好友李生的爱姬，才艳俱绝，慕翊之才，李生知其意，将柳氏赠韩，两人情爱甚笃。安禄山叛乱后，在兵荒马乱中柳氏为藩将所夺，后韩翊遣人寻访柳氏，并写了一首《章台柳》带去：

　　章台柳，章台柳，昔日青青今在否？

　　纵使长条似旧垂，也应攀折他人手。

　　柳氏见词，不胜呜咽，复词《杨柳枝》云：

　　杨柳枝，芳菲节，所恨年年赠离别。

　　一叶随风忽报秋，纵使君来岂堪折。

　　这件事遂以《章台柳》的名诗而为后人传颂不已。还有，赵嘏的爱妾被浙帅夺去，赵生登第后，浙帅又把这爱妾送还给他，不料二人在路上相遇时，这位多情女子竟抱住赵生恸哭着而死。乔知之宠姬碧玉，被当时的权贵武三思强夺去，乔思念不已，暗中寄诗给她，她读诗后伤感哀怨，竟投井而死。另外，唐代还有主人死后，子孙争卖其姬妾以换钱财的风气，李谔的《论妓妾改嫁书》就专门抨击这种作法。

　　至于比妾社会地位更低的婢，命运就更凄惨一些。婢女在当时也称作“侍妾”、“侍儿”、“使女”、“女奴”、“青衣”、“双鬟”、“小鬟”等。人们常将奴与婢连在一起，可见婢即奴，是处于最下贱的地位、供主人任意支配的物品。#p#副标题#e#

　　唐代私家使用婢女极为普遍，即使有些小户人家也常有一两个婢女；至于高门大户，婢女常达几百人之多。如长安富商邹凤炽嫁女，陪嫁婢女有数百人。太平公主府中光是穿绮罗的高级侍女就有几百个。除私家以外，寺院中也广泛使用婢女，很多尼姑、女冠都有婢女驱使，也有些婢女从事寺院的生产劳动。武宗毁佛时，查出奴婢15万，其中有几万婢女。

　　这些婢女的来源，一是官婢被赏给私家，或陪嫁，或私人赠送、转让；二是被强掠为婢，或是被俘获的战俘；三是被出卖或典贴，这是婢女最大的来源；四是奴婢所生的女儿，被称为“家生气”，她们一生下来就是奴婢，奴婢的子女生生世世为奴婢。

　　婢女侍候主人，绝对没有人身自由，她们的命运完全操纵在主人手中，生杀予夺都听婢主人。遭遇好一些的可以被主人放免为良，自己成家立业，从此摆脱贱民地位。或是主人念婢辛劳，或是出于宠爱、不忍，或是想做善事以“积德”，都可能将婢女放为良民。这种做法是当时的法律所允许的，法律规定放免必须由家长立手书，长子以下署名，再经申报官府，方可生效。有一件当时放免婢女的文书：

　　盖婢以人生于世，果报不同，贵贱高卑，业缘归异。上以使下，是先世所配，放伊从良，为后来之善，其婢厶乙多生同处，劢力今时，效纳年幽，放他出离，如鱼得水，任意沉浮，如鸟透笼，翱翔弄翼。……择选高门，颇为贵室。后有儿侄，不许干论。一任从良，荣于世业。山河为誓，日月证盟。#p#副标题#e#

　　从以上这一文书看，所放的是一名较年轻的婢女，不管主人出自什么动机，但给她以自由，去做良民的妻室，还是比较人道的。还有《太平广记》卷一一起讲到刘弘敬、范明府在买其时发现有旧日衣冠子女被人掠卖者，便焚券放免，并为之选人，嫁为妻室。

　　但是，被放从良的婢女只是少数幸运儿，多数则是终身过着痛苦的奴隶岁月。她们除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或生产劳动外，还是主人性发泄的工具。婢和主人的关系，唐朝和历代大体都一样，无论是法律还是社会观念，都承认主人对婢女以及客女（客女的身份比婢女高，是部曲之女或由婢女放免而成，她们可以被转让，但不能像婢女一样买卖，客女只有豪门大户才有。）、部曲妻的绝对优先占有权。《唐律疏义》卷二十六明确地说：奸淫自己家部曲妻、客女是无罪的，婢女自然更不用说了。

　　元稹的“越婢脂肉滑”和无名氏《消失婢榜》中的“内家方妒杀”等很多唐人诗词、著述，都说明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婢女不仅是劳动力，而且是主人的玩物。主人占有婢女，还被认为是风流事，如许敬宗宠幸母亲的侍妾，武翊皇宠幸婢女薛荔等等。#p#副标题#e#

　　对于主人的需要，婢女是没有任何拒绝权力的，但是由于身份微贱，她们又很难得到正式名分，即使为主人生了子女，也常常得不到承认。如《霍小玉传》中的霍母是霍王宠婢，与霸王生了小玉，霍王死后，兄弟们根本不承认她们，把她们赶出府去，小玉只得做了妓女。《全唐文》卷九八二中有一件案子的判文：女子阿刘之母是蒋恭绰的婢女，她和主人怀了阿刘后被嫁出去，蒋死后，婢嫂不承认阿刘是蒋家后裔，让她当婢女，阿刘不服，上诉官府，结果败诉，还得做婢女。有的婢女已经嫁人，但还继续被主人所占有，如沈询镇潞州时，宠爱一起女，夫人妒忌，把她许配给家人归秦，但沈询还继续占有她，归秦渐恨，竟伺机杀了沈询。婢女们还常常被几个男主人同时占有，如许敬宗宠爱一个婢女，妻子许昂也与之通奸；女奴却要受到主人宠爱，主人的四个儿子也都要染指。婢女在这种性关系的紊乱交织中，往往无所适从，甚至招来杀身之祸，成为性角逐的牺牲品。

　　主人对婢女的宠爱或一时的玩弄，常使她们成为主妇妒忌和迫害的对象。所以她们往往在被迫做了主人发泄性欲的工具后，又成了主妇案砧上的鱼肉。例如梁仁裕曾幸一起，婢女被梁妻李氏捆绑毒打，婢女号呼惨叫：“在下卑贱，势不自由，娘子锁项，苦毒何甚！”最后竟被折磨致死。范略幸一起，妻任氏以刀截其耳鼻。李元澄妻子病死，其母疑心是李先前所幸婢女厌咒所害，婢早已转卖他人，其母竟使人捕而捶之致死。

　　虐杀婢女的事在包括唐代在内的封建社会实在太多了。虽然法律规定杀奴婢是犯法的，但与杀良民量刑却不一样，只是“杖一百”或“徒一年”，不需抵命。至于一些权贵豪门，法约束不了他们，就更视婢女的生命如草芥。例如骁卫将军张直方生性暴戾，对奴婢稍有过失就杀。房孺复妻崔氏一夕就杖杀侍女两人，埋于雪中。韦皋做了高官后，将岳丈家当年对自己无礼的婢仆全部杖杀，投入蜀江。

　　这就是封建社会的本质。这就是阶级压迫和阶级矛盾。唐朝社会风气比较开明，比较宽松，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这一阶级本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