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房中术

 　　“一夫一妻制”，其实在中国很有历史，中国男人崇尚“一妻制”。在相当的长时间里，包括所谓的“封建社会”在内,中国实行的都是一夫一妻制，即便皇帝也是这样。皇帝虽然有“三宫六院七十二妃”的特权，后宫美女如云，但妻子，也就是皇后，只能有一位。那么，多出来的女人算什么?皇帝封“妃”，民间算“妾”。这样的婚姻家庭制度，应该算是“一夫一妻多妾制”，虽然在性交的权利上，妾和妻基本上是平等的，甚至妾比妻更能享有，但在家庭地位和财产上有天壤之别，连妾生的孩子都比妻生的命贱，家谱写的是“庶子”。

　　到了民国的时期，特别是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后，女权被提出，提倡男女平等，“一夫一妻制”才真正实行起来，并被写进了“婚姻法”。这是中国婚姻制度史上的一大进步，许多民国男人都认真地遵守、执行了，如孙中山、蒋介石当年都是这样，他们都只有一个老婆——虽然不只有一个女人。民国男人如果真的喜欢上了另外的女人，可以与原配离婚，但不能不离婚又结婚，否则犯重婚罪。孙中山和蒋介石便都是与原配妻子离婚后，才与宋庆龄、宋美龄姐妹分别先后结婚的，原因就在这里。

　　但是，我们不论从名人传记中，还是影视作品里，都能看到，民国男人身边大都不只一个女人，娶上三、五房小老婆在国民时很正常，有人甚至拥有几十房——纳妾现象继续存在，即民国时特有的“姨太太”现象。鉴于当年找小老婆的现象严重，曾任民国政府主席的林森，在捐建的庐山山道旁边的石凳上，别出心裁地刻上——“有姨太太的不许坐”，成为一时笑谈。

　　民国时期是提倡“文明婚”和法制的社会，既然“婚姻法”认定民国实行一夫一妻制，为何又会出现这类娶小的“违法乱纪”行为?原来，问题也在国民的法规上——民国的“司法解释”和实际判决中，竟然默认了纳妾的合法性。

　　民国十九年(1930年)12月，国民政府制颁布了民法《亲属编》，并于次年五月施行，其针对的就是婚姻家庭。当时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立法原则是，“妾之问题，毋庸规定”。并认为，“妾之制度，亟应废止，虽事实上尚有存在者，而法律上不容其承认，其地位无庸以法典及单行特别法规定。”而早在民国十七年(1928年)12月24日，时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在演讲中便向妇女协会公开承诺：“中国女子的人格，将由本党的主张和本院的立法，提高起来，保障起来。”

　　在此立法精神下，《亲属编》中废除了“妾之制度”，不再规定妾与妻的关系和在家庭中的地位。千百年来一直存在于中国男人婚姻生活中、并且为男人宠爱的——“妾”，从法律上彻底消失了。

　　此举在当时影响甚大，由于是“新鲜事”，社会上分歧也严重。有的学者认为，废除“妾”，此举意在保护一夫一妻制;有的则认为，这给妾与妻争权夺利埋下了伏笔，是提倡“妻妾平等”的信号。当时，全国各地的报纸都曾就此展开了大讨论，波及了民国社会的各个阶层。

　　国民婚姻立法的初衷，显然意在保护一夫一妻制，但是在实际司法操作中却变味了——

　　“二十年院字第六四七号解释”称：“娶妾并非婚姻，自无所谓重婚。”

　　“二十年院字第七三五号解释”称：“妾虽为现民法所不规定，惟妾与家长既以永久公共生活为目的，同居一家，依民法第一一二三第三项之规定，应视为家属”。

　　“二十二年上字第六三六号判例”称：“民法亲属编无妾之规定。至民法亲属编施行后……如有类似行为，即属与人通奸，其妻自得请求离婚……得妻之明认或默认而为纳妾之行为，其妻即不得据为离婚之请求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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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这个司法解释，可以说严重违背了“一夫一妻制”原则：男人纳妾不算重婚，属“与人通奸”行为，最多是道德问题(这与现在对官员婚外包二奶、养小三是“作风问题”的司法定性，何等相似啊!)。试想，在这个解释下，哪个男人有条件不去找小老婆，多娶几个自己喜欢的女人?民国的一夫一妻制因此名存实亡，提高女权的立法愿望因此大大弱化。

　　在此司法解释下，民国男人找小老婆相当自由，比古代男子更厉害。古代男人纳妾有明文规范之，因地位不同而有所限制，如西晋时法律规定：诸王可以纳妾8名，公侯可以纳妾6名，一、二品官员可以纳妾4名，三、四品官员可以纳妾3名，五、六品官员可以纳妾2名，七、八品官员只能纳妾1名，老百姓不准纳妾。

　　而民国时，则无此等级限制。如果要问民国男人最多可以找多少小老婆?答案只能是：想要多少就多少——只要你有条件!有一位名叫范绍增的民国将军，竟然找了40名大小老婆，民国时名声远播的游泳健将、有美人鱼之誉的杨秀琼，便是这位范某人的第18房姨太太。

　　不同的是，民国时的“妾”不再叫妾，而变成了男人们的“家属”，对外则统一体面地称之为“姨太太”——民国时的一夫一妻制，挂着羊头卖狗肉!最后值得一提的是，因为娶小老婆可以N多，戴绿帽子的民国男人也比历史上任何时间的男人都多，呵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