夫妻夜话

　　同性恋的研究历史

　　同性恋在很多工业化国家经历了罪行化——病理化取代罪行化——正常化的过程，同性恋研究的演变也与这个过程互为影响。

　　同性恋罪行化

　　古希腊崇尚男性美，爱慕同性被视为强烈男子气概的表现，古罗马帝国也宽容同性恋，但基督教的兴起使同性恋开始受到严厉谴责。作为西方文明的重要基础，《圣经》中的生殖崇拜是反对同性恋的最根本理由，至今如此。

　　目前已经有一些历史学家对《圣经》中反对同性恋的条文提出质疑。耶鲁大学的约翰·波斯威尔博士对17种语言的历史文献进行详尽考证后，得出结论：对于同性恋的强烈道德谴责是17世纪以后才出现的;教会人士反对同性恋的论据其实是基于对《圣经》的误解和误译。但教会的影响根深蒂固，新考据的社会影响相当有限。病理化取代罪行化

　　19世纪中期，随着行为科学的产生，一些医学专家开始关注人类性行为。1849年，瑞士医生克洛德·弗朗索瓦·米基亚从对一例恋尸案的分析出发，发表了有史以来第一篇有关性变态的医学论文，他在文中首次提出，同性恋是一种天生的生理缺陷。

　　奥地利精神病医生理查·冯·克拉夫特一埃宾根据临床经验写成了《性心理疾病》一书，第一部分《性倒错》致力于论述同性恋。此书认为同性恋者来自父母一方或者双方都有疾病的家庭。当时同性恋被列为犯罪或受到道德谴责，而此书独树一帜地坚持道德中立的态度，提倡以治疗来代替监禁，被视为进步。不过克拉夫特一埃宾同时指出：同性恋者被“治愈”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

　　20世纪初，奥地利精神病学家西格蒙·弗洛依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认为，如果男孩来自强母弱父的家庭，他与母亲的关系必然过于亲密，与父亲相对疏远，长大后势必缺乏应有的男性气质，因此他试图寻找一名男性伴侣来做弥补——“恋母情结”是男同性恋的情感起源。虽然弗洛依德步人晚年时倾向于赞同同性恋非病的观点，但此时精神分析学已经在精神卫生行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，“转变疗法”成为治疗同性恋的盛行方法。

　　正常性研究的发展

　　在同性恋病理化的过程中，西欧部分学者断断续续提出过同性恋正常化的倡议。从现有的资料来看，正常性研究最早始于18世纪的社会改革思想家杰洛米·本森。本森从效用主义的原则出发，将社会福利视为个人福利的总和;同性恋行为互惠双方，且没有对他人造成伤害，因此禁止同性恋只会降低社会福利——同性恋不应该被列为犯罪。虽然本森的这些文稿到20世纪中期才见天日，但效用主义原则成为拿破仑时期法律改革的理论依据，使法国、意大利等国和德意志部分地区率先摈弃了将《圣经》作为立法依据的惯例，在刑法改革中取缔了对同性恋行为的惩罚。

　　19世纪后期，德国律师卡尔·亨利希·乌尔利克斯借助当时胚胎学的研究成果，认为存在着一个介于男女之间的“第三性”，男同性恋者是“陷于男性身体中的女性”，女同性恋者则正好相反。克拉夫特一埃宾就是受此启发后，开始研究同性恋。

　　在克拉夫特一埃宾竭力将同性恋病理化的同时，英国心理学家霭理士写就《性倒错》一书，首次在英语世界里提出了同性恋非罪非病的观点。虽然此书被禁止在英国本土发行，但外文译本陆续传人了其它国家(包括中国)。文史学者约翰·艾丁顿·西蒙兹将自己的一生经历写入了《回忆录》，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第一本同性恋自传。同时期的英国学者兼诗人爱德华·卡宾特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，开始为妇女和同性恋者的平等权益而呼吁。

　　德国性学家马格努斯·赫希费尔德于19世纪末成立了科学人道委员会，致力于性健康研究。他在学生和矿工中展开社会调查，结果发现约1%的男性只受到同性的性吸引。这是首次有关同性恋者占人口比例的社会调查。除此之外，赫希费尔德还征集到爱因斯坦、弗洛依德、肖伯纳和托尔斯泰等人的签名，敦促德国政府废除刑法中惩罚同性恋行为的条款。然而，这些努力因纳粹上台而受到阻挠和中止，德国同性恋者被斥“辱没民族”而被关人了集中营，囚徒们佩戴的粉红三角后来成为同性恋权益运动的象征。

　　至20世纪50年代之前，同性恋研究由于国别与语言差异使交流缺乏，年代的断层也使其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，难以对病理化学说造成有效冲击。“强母弱父”家庭模式一度成为同性恋起源的标准解释，但它受到各学科的猛烈冲击，并最终淡出了医学舞台。

　　1948年，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阿尔弗莱德·金赛博士的研究小组发表了《男性性行为研究》。该小组通过对5300名男子的详细调查表明，有37%的人在青少年至老年时期有过同性性行为，10%的人在一生中至少有三年从事单纯的同性性行为。这项统计数字表明同性恋者是一个隐秘而庞大的群体，这对于惩罚同性恋的法律依据提出了质疑：同性恋行为的普遍存在并没有产生什么不良社会影响，可见它并非洪水猛兽。研究报告还指出，同性恋是人类的基本能力之一，不应该将异性恋当作唯一正常的生物导向，而将同性恋列为病态;即使将同性恋列为病态而加以压制，也不能阻止下一代同性恋者的产生。

　　50年代初，人类学家克利夫兰·福特和弗兰克·比奇发表了《性行为模式》一书，通过对跨文化人类性行为的研究，发现同性恋不仅在大多数文化中被视为正常，而且有些社会还特许某些成员如此行为;灵长类动物中也存在同性恋行为;同性恋和异性恋都是文化训练的产物，人类原始的模糊状态中包含了同性恋和异性恋两种性倾向的能力。福特和比奇在暗示同性恋先天性的同时，将它视为与异性恋并行的正常性爱表达方式，并对精神病医生具有的干涉权力提出了质疑。

　　从精神卫生角度研究同性恋正常性的先锋是心理学家艾弗伦·胡克博士。胡克比较了30名已经坦然地接受了自己性倾向的同性恋者和30名在职业背景和智力状况方面条件相近的异性恋者的心理状态，发现同性恋者的心理健康程度丝毫不亚于异性恋者，老练的精神病学家根本无法将两者区分开来。